上海：前瞻性立法助力新终端新技术“换道超车”

当下，加快培育壮大发展新动能的上海，正着力强化布局“新赛道”，强化“终端带动”。而新能源智能网联汽车，正是这样一种涵盖并有望抢占技术迭代主导权、行业标准定义权、价值格局分配权，且直接面向个人消费者的“新终端”。

上海，中国汽车工业重镇，也是国内集成电路、人工智能等产业实力与发展潜力最大的城市之一，在智能交通管理方面也有着丰富实践和探索，应当争做中国乃至世界自动驾驶技术及相关领域的领跑者。

《上海市智能网联汽车测试与应用管理办法》已于2月15日正式施行，在全国率先明确自动驾驶新技术的管理体制。新技术、新应用，立法同样紧随其后。今年，智能网联汽车也被纳入市人大“立法项”，相关前置调研和探讨早已展开。昨天举行的“智能网联汽车及立法思考”市人大代表论坛上，与会代表聚焦这一话题探索该领域的前瞻性立法，协调政府、企业等各方力量，共同发力“智能车路协同系统”，助推“新终端”更快更有序发展，也推动技术及产业“换道超车”。

用超前思维规制无序

智能网联汽车的终极形态是自动驾驶。尽管剥离的是人与车的关系，但却涉及到道路设置、实时交互、交通管控等更多方面。一旦发生交通意外，追责过程、对象也变得“扑朔迷离”。

而将智能网联汽车纳入立法计划，一方面是借由规范的顶层制度设计来破除迷惘，鼓励更多创新主体积极探索；同时，也是设立规则边界，把牢“安全”大前提。

市人大代表毛祥东等始终关注如何紧扣“安全”这个大前提，更好为产业发展留足空间。讨论中，有代表提到世界汽车工业发展史上值得剖析并反思的《红旗法案》。彼时，作为新生事物的汽车上路后，引发了包括噪音、惊扰马车等在内的“负效应”。1865年，英国通过《红旗法案》，规定：必须有人在车前50米外摇动红旗为机动车开道。实践中，虽然汽车降速、危险减少，却也令整个汽车业陷入被动、丧失活力。

任何一种新技术，都面临着与现有生产、生活及规则的一种博弈。但在代表们看来，智能网联汽车是必然趋势。既然无法阻挡，就要更好拥抱它，用超前思维规制可能出现的无序。

特别是，要将各种复杂情形下的法律责任主体梳理清晰。譬如，硬件设备商、软件服务商之间的责任如何划分；还有，车主擅自更改程序后，出厂企业是否承担责任等等。

“巨系统”下梳理权责主体

纵观全球自动驾驶产业方向，出现这样两大趋势——单车智能、车路协同。前者依靠的是出色的技术能力，有点像“单兵作战”；后者则需要城市系统的全方位支持，包括路面感知、交通控制等。

单车智能方向中，车归车、路归路，彼此并不产生直接交互。但步入车路协同阶段，智能路面要能对途经车辆“实时感知”。从车辆颜色、行经路线、速度到车型，都能“瞬时读取”。信息采集后，庞杂数据要实现交互，最终为每辆车规划出“最佳线路”，实现城市交通效能最大化。

在市人大代表苏梅看来，在城市数治中积累了丰富经验的上海，完全有能力探索车路协同这一新方向。但同时也抛出了新问题：一旦车路协同系统建立起来，其归属运营及责任该如何划分并确立？

无人驾驶技术，让人们在行车中彻底解放了手、脚、双眼。未来的无人驾驶车路协同体系，更像是一种“点对点”运输下的快速交通方式。

实践中，轨道交通网络借助专用通道确保行车安全。未来，一旦车路协同系统“上线”，又该采取何种运营方式？路与车的相连，不仅是物理学意义上的“链接”，更是系统间的“贯通”。究竟是交由企业联合体、运营商或是政府部门运营，都需要更高层级的统筹协调。为此，苏梅建议，立法中要考虑顶层设计，建立统一协调部门，涵盖发展改革委、经济和信息化委、公安局、交通委等各相关部门，以及涉及到的各类市场主体，由此才能更好地管好这个“巨系统”。

与会代表认为，无论是法规、观念、产业组织、城市交通体系都将在适应新技术、新应用中不断系统梳理并得以重构，最终实现新的引领。